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27年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建立最早的县级红色政权之一，在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建政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值此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80周年之际，深刻缅怀和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探索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和创建中国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人民民主政权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突破了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的模式，将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政权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根据地政权和县级苏维埃政权之一

　　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一切伟大的革命家所面对的首要的基本问题。187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领导法国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进行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尝试。19l7年10月，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中，及时总结了1905年10月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验(“苏维埃”为俄语“COBET”的音译，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是当时俄国工人阶级领导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组织机构)，建立了全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创造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崭新形式和崭新经验。从此，苏维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在第一个纲领中明确宣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但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和对中国国情缺乏足够的认识，当时并没有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虽然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对于民主革命阶段应不应该领导工农大众夺取政权这个重要问题认识并不清楚，尤其是与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更是不去同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不重视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和政权，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共产国际也不主张中共于此时提出“苏维埃”的口号。直到1927年7月，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才相继提出了宣传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并开始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但因受到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中共中央在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坚持以俄国革命的模式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主张像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首先夺取中心城市，在中心城市建立革命政权。就在1927年9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中共中央特别强调要“预先防止那种急忙的与真正革命高潮不相连贯的成立苏维埃。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首倡者，也是率先突破城市中心论束缚在农村建设根据地政权的首创者。党的八七会议上，他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大命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他又率先将革命力量由城市转向农村，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1927年11月28日，在他亲自指导下，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就表明要发扬“苏维埃精神”，在组织形式上也与苏联的苏维埃政权相同。但是，这个政权却属于当时中共中央“预先防止”和“坚决的拒绝”组织的那种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和最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之一，开创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农村建立政权的先河。1928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重要意义，提出“党在准备暴动时应该遍处建立将来政权的核心”。从此，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在全党才名正言顺。毛泽东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在当时显得特别难能可贵。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央革命政权宣告成立。

　　二、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积累了根据地政权建设极为宝贵的最初经验，为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则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开端和必由途径。毛泽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从实践到理论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是毛泽东从事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开端，也是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最早的实践探索，凝聚着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开创性。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占茶陵县城后，成立了县人民委员会，由于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只是委派了一个县长，仍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办案、纳税完粮，部队不做群众工作，团长陈皓等人生活腐化。留在宁冈的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去信批评陈皓等人的错误，指示要成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意愿、为人民群众办事的工农兵政权，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茶陵县工会、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一起协商，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推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再由代表推举产生县工农兵政府主席。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推举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谭震林为主席。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虽然存在只有一个月，许多工作来不及充分展开，但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为随后建立的宁冈、遂川等根据地政权提供了宝贵经验，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建立，是工农革命军武装占领茶陵县城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的结束，也是工农革命军退出茶陵县城的缘由。这表明：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必须依靠革命的武装。同时说明，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其次，工农兵是革命政权的重要基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充分发挥工农兵代表大会作用，实行民主建政。工农兵政府领导人是通过自下而上推举产生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工农兵为主体，确立了工农兵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工农兵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此后，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建立的政权机关都沿用了“工农兵政府”这一称呼。并且政府中吸收了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工作，为以后工农兵政权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三，党的正确领导是工农兵政府建立、巩固的根本保证。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在党代表宛希先等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领导，当时重大决策都要请示茶陵县委。党组织的这种领导作用，为党在农村政权建设提供了示范。

　　第四，深入发动土地革命是革命政权巩固、发展的重要条件。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因存在时间太短，没有来得及进行土地革命，这一教训为以后井冈山根据地各县所借鉴和吸取，宁冈、遂川等县工农兵政府建立后，特别是统一的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较好地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

　　毛泽东在领导创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及井冈山根据地其他各县工农兵政权建设实践中，不仅创造出了与俄国十月革命建政模式不同的中国红色政权模式，而且及时将其升华为红色政权理论，即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28年10月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同年11月给中共中央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中。他在两篇著作中，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特别是茶陵等县建立红色政权的正反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重要条件，逐渐形成了一套适合实际情况的正确的政策。此后，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30年写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光辉著作，使红色政权理论发展到一个更加完善的境地。虽然没有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问题作出明确结论，但体现了我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特点的认识，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毛泽东领导创建茶陵县工农兵政权等革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与科学态度，正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继承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回顾毛泽东领导创建茶陵县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伟大实践活动，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形成发展和中国特色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可贵品质与科学态度。这些成功经验与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它不仅是马恩列斯不曾论述和预见的，而且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和建设的经验。毛泽东领导创建红色政权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局面。面对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

　　其次，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力。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毛泽东领导茶陵县工农兵政权建设等革命实践中，实行民主建政，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天地。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今天，我们更要继承发扬这种民主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第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毛泽东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利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更要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大力推进文化教育等各项社会事业，重点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稿源：湖南日报）